法制日报记者赵阳

　　“你的孩子生病了，需要进行手术，马上往医院汇钱。”作为孩子的家长，当电话里的“老师”、“大夫”准确说出你孩子的名字，甚至你的名字时，你会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吗？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8月7日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河北、上海等20个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集中打击行动中，上海市警方破获多起利用买来的公民个人信息冒充“老师”、“大夫”进行电话诈骗案件。

　　谎称学生得急病骗家长

　　“那天上午9点多钟，我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自称是我孩子学校的医务老师，说上课时孩子趴在桌上喊肚子痛，还冒汗。她目前正与班主任送小孩前往医院。”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陈女士回忆道，今年3月她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打电话的女子不仅知道自己的电话，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名字。

　　接到电话后，陈女士来不及多想，马上赶往医院。过了几分钟，电话又来了，刚才的那名“医务老师”告诉陈女士，孩子已被送到医院，准备检查。

　　不一会儿，第3个电话打来了。“她说孩子是胃穿孔，需要立即手术，一名男医生说情况很紧急，需要马上动手术，让我赶紧把3万元钱打到医院的账上。”陈女士一边联系家里人汇钱，一边继续赶往医院。

　　可赶到医院后，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陈女士马上给“医务老师”打电话。“医务老师”说，陈女士孩子的病很重，已经转到另外一家医院，并让陈女士再转两万元。

　　心里只想着孩子的陈女士急忙又让家里人把钱汇了过去。然而陈女士赶到另外一家医院后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她再给“医务老师”打电话时，电话已经关机。直到此时，陈女士才感觉到自己可能受骗了，并马上报了警。

　　在同一时期，被骗的不止陈女士一人。同在松江区居住的周先生也中招了。

　　3月的一天中午一点左右，周先生的手机突然响起。“他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某某同学的父亲，我说是。”周先生说，电话那头的男子告诉他，“你儿子上课时突然肚子不舒服昏倒了，学校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判断可能是胃出血。我是医生，请家长赶快过来，可能需要你们签字动手术。”周先生急忙往医院赶。不到5分钟，“医生”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说是医院已经准备给孩子动手术，但需要先付费。“我也没多想，就按他说的账号汇了3万元钱。”周先生说。

　　据介绍，今年3月以来，上海多个地区接连发生冒充辖区部分中小学校、医院，以小孩在学校突发“胃穿孔”等急需汇款就医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一些市民通过网上发帖、致电报社等方式，呼吁公安机关设法破案。

　　“这些针对特殊群体的案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刑侦大队反侵财队队长吴宇峰告诉记者，通过回访被害人、信息查询等警方发现，到4月底，全市已经串并此类案件20余起。

　　冒充老师医生分角色诈骗

　　专案组发现，犯罪嫌疑人均使用归属地为上海的电话号码实施诈骗，但电话、取款地均指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我们调取多个网点的取款监控发现，犯罪嫌疑人为一名戴墨镜的女青年，从其取款时的衣着判断，应居住在周边。”今年6月6日，警方在湖里区一住宅内将全部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当场缴获手机10余部，银行卡10余张等涉案物品，涉案总值60余万元。

　　8月9日，在松江区看守所内，面对《法制日报》记者，犯罪嫌疑人苏某刻意回避自己的犯罪事实。不过，通过办案民警的介绍，犯罪嫌疑人如何购买信息、如何实施诈骗的细节浮出水面。

　　“只要在网上输入‘买信息’，就会跳出大量网页。苏某等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上李某的。”吴宇峰告诉记者。

　　今年2月底，苏某等人先是以每条0.4元至0.5元的价格购买了第一批约500条左右的信息，在发现信息的“质量”比较好后，又陆续购买了六七批。而之所以选择买学生信息，就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认为学生家长好骗。

　　“经过我们后来的分析，信息的准确性还是很高的，不仅包括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所在学校和班级，甚至家长的电话也在其中。”吴宇峰说。

　　在获取大量信息后，苏某等人便开始实施诈骗，而他们的手段更是让人感到惊奇。

　　“他们有专门的‘话术’。”吴宇峰介绍说，“话术”是犯罪嫌疑人间的行话，其意为实施电话诈骗的方法。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一共分成两组，女性充当“教师”，男性充当“医生”。在拨通电话后，“教师”如何说，“医生”又如何编造病情，在“话术”里均有明确规定。

　　“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屡屡得逞，一个原因是都经过大量排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抓住了学生家长对孩子关切的心理。”吴宇峰说。

　　以茶叶作掩护贩卖信息

　　7月30日，专案组在福建省安溪县凤城镇兴安路一住宅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警方在李某持有的电脑内查获大量全国各地学校学生及家长信息。经初步统计，其中涉及上海各学校学生及家长信息16.2万条，其余各省市学生信息及个人信息500余万条。

　　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李某面对记者显得较为平静，用他的话说，“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一天。”

　　既然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又为何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后，记者大致还原了李某的犯罪经过。

　　李某是一名茶商，在当地有一个店面。靠着卖茶叶，生活也算过得不错。从去年9月开始，为了拓展销售渠道，李某开始尝试着从网上购买一些个人信息，以便推销茶叶。

　　“后来买的信息越来越多，就有一些人开始向我买信息，我觉得这也有些利润，就慢慢做了起来。”李某认为这样来钱更快，“我以每条0.2元买来后在网上发一个信息，马上就有人购买，谈好价格后通过网上银行成交。”

　　再后来，有买家就问李某有没有学生的信息，可以高价购买。李某就有意寻找这样的信息，再以高价卖出。至于买家以何种目的购买这些学生信息，李某表示并不知情。

　　就是这样，信息经过一次次转手，到了别有目的的人手里。

　　“其实，无论是买信息还是卖信息，都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阎向东点出此类犯罪的本质特性。

　　面对泄露个人信息犯罪，警方在打击中遇到一些难题，阎向东对此并不否认。

　　“在我国，虽然刑法已将泄露个人信息入罪，民法通则也有关于个人隐私的条款，但这些规定零散而抽象，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阎向东说。

　　阎向东认为，收益丰厚、惩戒不足，致使犯罪分子“出来后还吃这碗饭”，是另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出台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考虑加大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