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8月12日是国际青年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全世界表示，今年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的重点是青年移徙问题。他提出，每年约有2.14亿名国际移徙者，青年占其中10%以上，然而社会对他们的挣扎和遭遇所知甚少。

　　2013年10月，联合国大会将主办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潘基文表示他将敦促会员国审议青年移徙问题。“值此国际青年日之际，我鼓励各会员国、青年领导的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促进青年移徙者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移徙在促进发展方面的潜力。”潘基文如此强调。

　　在国际青年日，《法制日报》视点版也将视角转向迁移中的中国青年人，关注他们在迁移过程中的种种遭遇。

□国际青年日特别报道

　　法制日报记者赵丽

　　“他们‘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子女教育在城镇，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在城市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社会保障也不健全，被相对强势的城市居民边缘化。在乡村，他们没有掌握土地的技术和能力，也不能从土地生产中获取维持其生存的收益，被土地边缘化。这种双重边缘人的角色，使他们既不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也难以承认自己的乡村人身份，这是该群体中大部分人的整体处境”。

　　对于当今社会中正在经历种种迁移的中国青年人，长期研究青年群体的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冯丹给出了上述概念———双重边缘人。

　　“蚁族”群体住房条件较差、生活环境存在隐患、就业状况仍然以体制外为主、社会不公平感较强等问题仍然突出

　　“关于我国‘城市新移民’，有人认为该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拥有农村户籍的原农村居民(农民工)，这是城市新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二是拥有城市户籍但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三是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冯丹介绍说，国家统计局2012年数据显示，在流动人口中，15岁至45岁的年轻劳动力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占到总流动人口的71.6%。

　　“‘城市新移民’不仅群体规模庞大，而且内部分层特征明显，有行业型的分布，如‘北漂’与‘白领’；有学历型的分层，如‘蚁族’与新生代农民工。各层内部的联系紧密，由于基本类似的出身、地位和待遇，他们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中多数能够形成一致性观点，且相互传染。”冯丹介绍说，新移民经历城市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得社会的认可、尊重、理解和信任；注重参加民主生活的实践和重视自身的民主权利，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政治活动参与意识十分强烈。

　　“比如，在诸多利益问题上，利益诉求的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较多人倾向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冯丹说。

　　而在这些迁移的中国青年人中，“蚁族”成为了其中最广为人知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族群。曾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多部相关作品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经过长时间调研，发现以“蚁族”为代表的城市中青年人群体也已经发生变化，“不仅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居留模式也在转变。以北京为例，该群体在京居留模式从‘个体独居’向‘家庭合居’转变。聚集类型也从主要居住于城乡接合部的社区(村)中，逐步转变为主要在高校周边与未毕业大学生杂居、在流动人口聚集区与其他流动人口杂居等，实现了由单一形态的群体聚居向散居、杂居等多种形态的居住方式转变”。

　　廉思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的权益保障在增强、失业率在下降。

　　“我们2009年调查显示，受访的‘蚁族’中有32.3%的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61.5%的人拿不到加班工资，没有社会保险的比例高达37%。2013年调查则显示，仅有14.7%的‘蚁族’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的比例降低至12.3%。尤其是受访者中办理养老保险的比例为75%、医疗保险的比例为79%。”廉思介绍说。

　　但廉思也向记者提出，这一群体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改变———住房条件较差、生活环境存在隐患、就业状况仍然以体制外为主、社会不公平感较强、很难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城市青年竞争时处于弱势。

　　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不足制约着另一大群迁移中的中国青年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选择

　　“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缺失则在制约着另一大群迁移中的中国青年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选择。”作为长期以城市新移民中“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焦若水则在《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中提出，目前在城市中拼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严重滞后。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下各人群之间存在分割、差距大。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对缴费期要求过高，而统筹层次很低使得社会保险可携带性很差。”焦若水说，从根本上来看，现行政策仍然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问题解决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改革不完整、不系统、不彻底、不配套、不公平等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呈现“碎片化”特征。

　　焦若水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城镇化主要落在农民工进城安家落户的问题上。从目前的收入和支付能力来看，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的房价与综合成本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工的承受能力，地方政府在承担巨额投入上的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个体的社会流动上发挥着远比户籍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焦若水认为，“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应统筹解决住房、教育、社会保障问题，由中央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合理建立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分担机制，增强社会保障的刚性约束作用，从而减少各地修修补补式浪费巨大的公共资源支出，强化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效应。”

　　焦若水建议，在政府财政承担能力有限、财政功能健全需要一定时间的条件下，迁移劳动力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获得同步满足的现实可能性不高，必须选择保障方式的优先次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事较为艰苦和危险的工作，获得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紧迫性更高，因此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并轨应当以这两种社会保障的提供为突破点，然后再渐进式扩展到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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